我国从开始实行环境保护以来，制定了大量相关的法律和法规，它们为我国的环境保护提供了客观法理依据，在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但是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，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，原有的环境保护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。如“三同时”制度原本是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。但这些管制性措施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，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，沈阳回收烟酒的实施，硬的预算约束机制使企业投资于治理污染设施缺乏利益上的激励，加上**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影响，企业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，着眼于短期效益**化，而尽可能减少环境方面的投资，从而使“三同时”制度逐步失去应有的效力。 其次，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，在沈阳回收烟酒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原有的目的。如排污收费标准应根据污染物的治理费用和社会损失费用确定，至少不能低于污染治理成本。但目前的排污收费标准偏低，仅为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50%左右，某些项目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%，致使许多企业宁愿交纳排污费而不愿进行治理。**，**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定位不合理，弱化了